劳动纠纷

财政部长批劳动合同法有问题:损害中国经济

发布时间:2019-11-13 16:42阅读次数:

  “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6年年会”2月19日下午14:00在北京正式召开。主题为“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,全面提升发展质量”。

  樊纲将做论坛2015年工作总结,并邀请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、中央财经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、财政部部长楼继伟、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易纲、吴敬琏围绕大会主题做主旨演讲。包括刘世锦、王一鸣、蔡昉、李扬等人在内的多位论坛成员进行主题讨论。

  楼继伟表示,当前我国劳动合同法对企业保护不足,诸如签订长期合同等规定,不适应我国外向型、代工型企业,在一定程度上僵化了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;而工资刚性增长等规定,使得工资增长超过劳动率的增长,不利于生产率的提高,削弱了我国竞争力——凡此种种,最终伤害的是劳动者的利益。

  后续改革,应该着眼于提高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,平衡好对劳动者和企业的保护。另外,要提高劳动生产率,还要解决一些职工落户等问题,这些都是供给侧改革需要解决的问题。

  题目和我不太搭,因为全要素讲到土地、生产率和劳动力市场等,要讲这部分可能要一个小时,所以我就讲讲前面“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性”的话题。

  经济增长来自于生产要素的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。亚洲生产力组织,APO的测算1980-2012,中日美韩,40%、34%、43%和35%。我们和日本是比较高的,这是改革开放越来,经济增长比较高的时候,来自于要素的增长和生产率的提高。

  近年来,有点变化。我们看到,国际上,有些劳动生产率的停滞。有些国家,我们认为他们不太行,但他们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得还挺快,如日本。 1995-2000年,2001-2005年,2006-2010年,这三个阶段里,日本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经济的贡献分别30%、66%和70%。我们说日本停滞了20年,其实他们全要素生产率在提高。不然日本人口减少,经济增速会更低。

  我国劳动合同法可能是有问题的。劳动合同法对企业的保护严重不足,在立法和司法层面上都有体现。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,不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,最终损害了劳动者的利益。而且现在越看越明显,倒霉的是劳动者。

  首先是现行的用工制度脱离劳动生产率,工资刚性上涨。最近十年,特别是最近八年,工资超过劳动生产率两三个百分点,使得我们竞争力越来越不足。

  另外,我国劳动合同法,是标准工时制。我国大量外向型、代工制的企业,不可能签订长期的合同。法律造成的扭曲,使得相当这方面的用工制度,使得这方面生产力增长很慢。大量类似这样的规定,使得企业遵从成本很高,必须签订长期合同。如果没有订单了,让你们回家,再把你们召回来,能否签订临时合同呢?不行。法律遵从成本非常高。

  第四点,降低了企业人力资本投入的力量。企业要支付大量成本,来提高工人职业技能。但下你在企业不愿意加强这方面的投入,因为职工可以以任何原因就可以走人。企业把员工培养好了,员工就可以走了。企业如果要让他们走,要支付大量费用。

  第五个,学生失学率上升,工人不愿意放弃当前收入,所以出来了劳动派遣工的制度。企业内部应该推行工资集体谈判。

  我们一直说要提高工资收入,但推得太早了。怎么办呢?我认为下一步应该提高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。劳动合同法需要保护劳动者,但也要平衡好两者关系,既要保护劳动者,也要保护企业。

  再有一方面,不能说现在劳动力市场的问题,就是劳动合同法造成的。比如,人没有落户的可能性,企业不愿意培训、不愿意长期投入等,是很多方面原因造成的。这些都是供给侧改革要解决的问题。

  结构性问题就是价格性问题。结构改革也是价格改革。中国政府应该在市场失效环节发挥更大作用。不见得政府定价能做得更好,例如成品油。

 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来源和本次全球经济危机有一定关系。(全球为了)克服危机,在这过程中过度依赖财政和货币政策。供给侧和需求应该相互配合。

 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任务,主要是三去一降一补。处置僵尸企业,应从钢铁、煤炭先动手。同时,应由中央给予财政补贴,地方政府停止各种财政补贴,不能因为就业而保护当地僵尸企业。

 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用改革的办法推进改革,供给侧需要时间,有短期、中期、长期的含义,但离不开总需求的管理。需求侧主要关注短期调整。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,主要矛盾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。历史上很多供给侧改革产生了挤出效应,陷入通缩螺旋,在结构性改革的同时,要做好需求侧管理,要认识到当前供给过剩和供给不足并存、存在需求不足和需求不能满足的情况。 要适度管理好总需求,一不产生债务、通货紧缩风险;二不能超过社会承受能力;三不出现大面积流动性问题。货币政策要保持稳健、适度、灵活,要把握好流动性不发生大的萎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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